刘福春与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左一）。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杨谨烛 张耀尹 摄影 王洪斌
很多年前，刘福春的部分藏品在北京的朝阳文化馆举办过一次个人收藏展览，题目叫作“诗歌的油印时代”。这个名字让川大文新学院院长、著名学者李怡很感慨，“在新时期前后，很多的诗歌刊物是通过刻版、油印的方式在传播。这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通过这些刊刻、油印人的努力，中国新诗重新恢复了活力，走入了新时期。今年不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要梳理，新诗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会说，是通过一个油印的方式走过来的。”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刘福春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的那天开始，就在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付出各种各样的努力，查找、收集大量的诗歌文献。李怡教授说，“今天在整个中国国内，还难以找到像他这样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他的这些收藏品，以及他的工作，在过去几十年，在诗歌圈，在文学研究界被广为人知。”
虽然刘福春收藏的藏品很有价值，但是长期以来，除了他自己研究，整体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据与刘福春有多年交情，非常了解情况的李怡透露，首先就是储存困难。“这些藏品此前主要是放在刘福春的家中，但是他家里的储存空间非常有限。80多平米的住房面积，从进门开始，过道、客厅、卧室，甚至厨房的外面，全是这些藏品。人走路都侧着身子走。孩子的床一半是用书垫起来的。由于四面八方都是书，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被书‘伤害’的经历。这个伤害不是说的精神上的伤害，是肉体上的伤害。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堆在地上的书绊倒人。夏天，穿短裤的时候，被锋利的书页所划伤。总之就是，以牺牲自己生活空间为代价来为中国新诗收藏做贡献。更关键的是，堆积在家中，无法展开有效的研究利用。因为书叠书，查找严重不便。”
随着刘福春的名气增加，有很多的企业家、诗歌界的朋友和文学界的人士，提出来要替他找地方收藏，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长久之计。除了文献不能很好地展示，李怡说，“更重要的一点，受社科院受招生制度的限制，好多事情都是刘老师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当然学术研究肯定是‘单打独斗’，但是广泛的史料收集整理，还是需要一定的帮助的，需要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如何让这么多文献收藏，更好地为诗歌研究服务，也成了摆在刘福春面前的一个难题。恰好他的朋友，也是中国新诗研究者李怡，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四川大学工作，从2017年9月开始就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我们要为学术做一些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推进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刘老师，那么多文献珍藏，那么多珍贵的东西，应该更好地有个应用，让更多的研究者、学生能够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就想着要把刘老师请过来，不仅要他人过来，还要把他的诗歌文献请到四川来，在四川大学建一个新诗文献馆。”
刘福春与李怡合作主编《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
事实上，刘福春也接到社会上其他单位的邀请，据李怡透露，“有的还表示要给他的文献收藏，建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甚至建一座大楼都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要真正让刘老师的藏品被充分利用，只有高楼还不行，还需要学术力量。他收藏这些资料，不是用来炫耀的，他是要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的。所以，当我就跟刘老师表达邀请他来川大的意愿，就一拍即合。”
刘福春的收藏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李怡提到一个包含数据的重要细节，“就以中国新诗史为例。到目前为止，出版界已经有了好多个版本的新诗史。但据刘老师统计，所有这些诗歌史，凡是上面提到的诗集作品都加起来，只占刘老师知道的文献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的诗歌史，是建立在掌握不到三分之一的材料的基础之上就展开论述的。而通过刘老师的收藏，如果加以完全而充分的利用，那我们的新诗研究就会尽可能地呈现它丰富而完整的景观，得出更可靠的研究成果。”
刘福春曾在北京举办过个人收藏展览“诗歌的油印时代”。
刘福春的收藏，名气并不止于国内。李怡提到，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新诗的汉学家大都知道他的名字，早在二十多年前，这些汉学家到中国来，“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找刘福春。想要去他那里看材料，跟他探讨中国新诗的轮廓是什么样，家底怎么样。因为中国新诗的家底只有他最知道。”随着刘福春新诗文献馆落户四川大学，也让李怡展开了美好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憧憬，“我们可以搭建起一个强大的国际交流的平台，欢迎国外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新诗的学者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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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 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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