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史志㉙文艺繁兴启示录丨从医学史到哲思录 疫疾是如何被书写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瘟疫几乎是从先民最开始在地球上生存，就开始如影随形了。翻阅中外古代典籍，关于瘟疫的记载不胜枚举。在我国，两千年多前的《说文解字》里就已收录了“疫”字，意“民皆疾也”；《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载“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旧唐书·五行志》：“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瘟疫来临时人们“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圣经》中“瘟疫”一词的出现次数高达68处……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瘟疫或疫病的缠斗肉搏史。

处理瘟疫的经验也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疫病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文化和社会议题。疫病能影响历史走向、不容忽视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突然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走向；不只如此，作为人类的劲敌，它伤害人体，戕害精神和心灵，还会带来心理、伦理、哲学议题。

经受瘟疫之灾的人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或者适宜的？灾难见证是灾难幸存者的一种道德责任吗？从疫病发端、来袭到消失，人们从中该学到哪些教训？疫情之后，除了医学技术专著之外，关于疫病的历史、文学、哲学类卓越作品也层出不穷。

比如每次人类面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重大灾变时，最常阅读和引用的书籍就是《鼠疫》。法国哲学家加缪用寓言的方式描写了一场虚构的鼠疫，其惊人的准确性完全可以让人把它当作纪实作品来读。对疫病的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知识的传承，记忆的强化：汲取教训，吃堑长智。正如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一个人能在鼠疫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1946年完成的小说《鼠疫》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打破了阿赫兰城的平静。人们陷入恐惧和慌乱中，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寻求拯救，医院的薄荷糖被抢购一空……有人掩耳盗铃的片面乐观，有人杞人忧天的极度悲观。

贝尔纳·里厄是一名医生。作为主力医护人员，他几乎昼夜不停地忙碌着，恪守医生的职业操守。在他看来，医护人员最重要的是把本位的工作做好，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保持关注的同时，重要的是做好自我防护，同时对疫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

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整个城市如同放了长假，日常工作停止，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等待鼠疫出现平息的迹象……正如它的突如其来，鼠疫终于在某一天悄无声息地结束了。阿赫兰城的城门打开了，人们重获新生。

但里厄医生在默默思考：瘟疫将人们玩弄一番之后突然撤离，人们是应该高兴，但人类的荒谬处境改变了吗？加缪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发出他的哲学式警告：“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免受其害，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

加缪

反法西斯侵略是加缪写作该书时的主要意图，但《鼠疫》像长了翅膀似的超越了作者特定的时代隐喻。其中关于人在极端、失序、近乎荒诞的状况下该如何作出选择，人性的软弱与坚强，拷问着每个时代读到它的人。

尤其是加缪作为哲学家对疫病与人的深刻反思，其敲响的世纪警钟，一直在书页中响起。里厄医生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但他仍尽医生的本分，忠于职守，医治病人，其坚韧、其无畏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而当人们被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他说，“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除了刚韧谦虚的态度一直给读者强大的心灵能量注入之外，“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更是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回荡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

黑格尔也发出他对人类犀利的批判：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从不从历史学到教训。如果想要打破这个咒语，只能靠人类的反思和觉醒。这或许也是哲学作品《鼠疫》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1665年的伦敦，被一场大瘟疫突袭。瘟疫先是从荷兰被带过来，夹在货物当中，在德鲁里胡同的一座房子里爆发，随后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这场瘟疫夺取了约8万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

关于这场大瘟疫的记录，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来自一本小说。这就是写过《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也被翻译为《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笛福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名叫H.F.的伦敦鞍具商，独自留在瘟疫蔓延的城市。耳闻目睹各种惨淡景象的他，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书中的描写相当详尽，简直像是关于那个“大疫年”的一部百科全书，以至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笛福经历了那场灾难。

实际上，伦敦爆发瘟疫那年，笛福只有5岁。他将自己精心搜集而来的材料，用文学的方式呈现，起到了比很多史料记录更撼动人心的效果。笛福说他是要“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这种将虚构与事实进行搅合写作的夸张艺术，被拉美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继承下来，写出了《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笛福通过他的代理叙述人告诉人们，“灾难的见证者，是有责任去揭示灾难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作用的，因为这才是灾难所能造成的最大灾难。但是，见证者也需要让人保持活下去的信念，不是苟活的信念，而是要尽可能有意义、有良知地活下去。”

在很长时间里，在与疫病搏斗的战场上，人类伤亡惨重，难免畏惧。但却从未真正退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伦敦，每隔个四五年，就要爆发一次霍乱，每次爆发都要夺走伦敦上万条生命，进而波及到整个英国。一位医生和一位牧师，曾经通过绘制成一份特别的地图，推动了整个伦敦城市下水道公共设施大进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让后人得益。美国学者史蒂夫.约翰逊在他的非虚构作品《死亡地图》中，对此有详尽的阐述。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人类胜果扩大。一线战斗的医生和科学家们故事，也成为被书写的重要对象。在美国作家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我们看到保罗·刘易斯这样的一个个为医学研究付出青春、血汗甚至生命的科学家们，不惜燃烧生命来点亮知识的明灯，抵挡病魔前进的脚步。从流感爆发中获取的科学知识，大大推动了医学发展。

疫苗的研制与改进是人类对疫病宣战的重大胜利。关于疫苗的故事，也是勇气的故事。法国作家让-弗朗索瓦·萨吕佐 《疫苗的史诗》所讲述的“疫苗的史诗”，也是一位又一位科学家、医学研究者的史诗。正是靠这些人的不懈努力，疫苗才能从无到有、从初长成到日渐成熟，造福人类。

巴氏杀菌法的发明者、法国微生物学奠基人路易斯·巴斯德的故事非常动人。1885年7月6日，有人送来了9岁男孩小约瑟夫·梅斯特。三天前，他被一只疯狗咬了，手上、腿部、胯部伤痕累累。按当时的情况，他必死无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巴斯德给梅斯特注射了尚处在实验阶段的疫苗：一针带有狂犬病毒的兔脑延髓。三个月后，梅斯特安然无恙。巴斯德成功了！巴斯德研究所成立后，梅斯特当了看门人。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德军强迫梅斯特打开巴斯德墓室大门，梅斯特坚决拒绝，愤而自杀。

疫苗使人类从上帝手中夺回了与疾病斗争的主动权，然而，隔三差五曝出的“问题疫苗”又令人揪心。美国女作家尤拉·比斯由于担心孩子的健康，开始了一场针对“免疫”的细致调研。最终她《免疫》里写到，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疫苗的种种焦虑，来自人类面对永恒的不可知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的一种无力感。最终她将之归结为：选择。“在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代中，人们应当如何动用理性的力量去思考各种重要问题，如何去除偏见，如何接近真实，如何判断，如何抉择。”毕竟，在当今世界，每个人的身体和命运都与世界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