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脱下护目镜、隔离衣，从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走出来，最后一批治愈者有些“拨开乌云见日出”的感觉。
2003年6月20日，运行了51天的小汤山医院，被贴上封条，它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数据背后，是“非典型肺炎”，所展示出的某一小切面而已，此前，全中国内地已经有4600余名SARS病人康复出院，光北京就有2015人。
非典，促进中国的应急管理事业不断进步，也不断改变着民众反思适应现代社会的疫情应对方式。17年后，在医疗、科技和信息化水平不断进步的今天，还有不少非典治愈者们正在坚强的生活着。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或是不愿重提、仍未脱敏，或是娓娓道来、直面过去，但他们的经验或教训，终归是一笔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录。
建成初期的北京小汤山医院。
漩涡中的希望
非典后的治愈者“群体”，有着自己的圈子。
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常常是这个群体的“共性”。
激素治疗带来的副作用，跟着他们，走了很多年。
2003年6月，北京海淀区邮电局原职工方渤治愈出院。当年的非典，可说是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他的女儿女婿、老伴，以及从老家到北京旅游的老伴的姐姐和姐夫，一家九口无一幸免全部感染非典。
出院的时候，方渤成为媒体的“宠儿”。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采访，当时的主持人是王志。那时，方渤满头黑发、身材微胖，他带着骄傲和劫后余生的腔调，跟王志微笑着说：“我觉得我又新生了。”
各路媒体都来采访他。面对镜头，他带头捐出自己带有抗体的血清，并且表示愿意在死后捐出遗体用作医学研究，“我想帮助人们抗击非典，就像大家帮助我一样。我相信我未来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这是方渤面对汹涌疫情时，作出的个体回应，但与此同时，他发现，能够成功从中突围，实属侥幸，而离开媒体聚焦的光环，他又得面对一系列生活问题。
与方渤的遭遇不同，17年后，一名年近6旬的男人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他叫吕光，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已经看淡了很多事情，觉得“活着就是好”。①
吕光。（图据南方都市报）
作为“非典”治愈者，吕光留下了后遗症——双侧股骨头坏死，他经历两次手术，留下两道约十二三厘米的伤疤。手术后，双腿走起路可能有些晃，但没有什么影响，每天还会坚持一两小时的锻炼。
他保留着养鱼种花的爱好，虽然双肩的负担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气候变换期间，总有疼痛感，但他没有选择做手术，贴点膏药就算了，日常还是会坚持健身，缓解症状。
敞开心扉
时间拉回到2003年。
5月8日，立夏后第三天，整个北京市区解除隔离9221人，全国各地也陆续解禁，就在快要迎来阳光的时候，北京安定医院的一则调查，却让阴郁被埋在了人们心头。
安定医院的心理医生做出调查发现，约85%的患者出院后有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很倒霉，愈后不被社会正常接纳，而那些曾把病传染给别人的人，又感到愧疚。
实际上，在非典期间，据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讲述，他在负责心理所和小汤山医院合作的“SARS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项目时发现，不仅病人需要心理干预，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也都需要，包括病患亲属、被隔离观察的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对于不同的人员，都要有针对地进行心理干预。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治愈者们通常躲避媒体、躲避公众，关掉手机，改变住址，他们而中的一部分甚至想从此隐姓埋名，再不想被人关注。最著名的例子，是据认为是第一例SARS病人的黄杏初和第一个把SARS带入华北的徐丽的遭遇。②
2008年，在得到多方的反馈后，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向部分后治愈者发放现金补助，有工作的每人每年4000元，失去工作的每人每年8000元，这些事后来才被发现。
同一时期，在北京出院的前200名SARS病人中，还有一名女子高洁。当初发病时，她曾经连续高烧13天。烧到最严重时，她说她的手心是黑紫色，可手背却是惨白的。
那时，她每天起床都要花半个小时。她会一遍遍地想，用什么样的姿势，胳臂怎样，腰怎样，怎样地配合，才会不那么费气，才不至于引起咳嗽。“如果一旦咳起来，就会好半天进不来一点气，那种窒息，感觉就是要死了，非常恐怖。”
高洁的一个病友李莹，每天由她的丈夫来给她喂饭，只戴一个口罩，一双手套，一个帽子，就这样每天守在SARS病房里，高洁认为，李莹的命是她丈夫给救的，“她是被情，而不是被钱给救过来的，情这个东西，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啊。”临出院时，李莹对高洁说，“我可得好好地活啊！”
继续生活
怎么活下去，是一个问号？
有的治愈者，或许在心里默默追问了很多年。按照当初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王仲的解释，SARS病人的出院标准，大致是三条：体温恢复正常、撤了激素后满一周时间；肺部胸片完全没有阴影；白血球和淋巴细胞指标恢复正常。一旦这些身体指标达到，出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③
回顾当年的非典，疫情拐点和人们心中的定心丸，仍然是当时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钟南山院士。钟南山当时，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将患者往他们医院送。
他称非典为“没有硝烟的战争”。2003年2月18日，他否定了国家卫生部所属中国疾控中心当天做出的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结论，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第一次将北京定为疫区。
在当时，非典病人们能够度过那场危机，自然离不开社会的救助和个人的努力，但危机过后，他们需要顶着“非典治愈者”“亲历者”“战疫者”的头衔来生活，必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在2003年6月20日从北京小汤山医院走出的那批治愈者中，至今都不清楚他们的真实状态，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未来如何生活。
所以，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也只有等到事后，才能像侦探一样千方百计地证实当事人的名字。
然而，能够将自身遭遇像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的人，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内心挣扎，背后的历程也并非几千字能够描述。这一群体，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治愈者，还是未能鼓起勇气像吕光那样，直面当下的生活，他虽然也曾莫名其妙地愤怒，认为自己“太冤枉”、“被歧视”，但面对如今正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他已经吕光不再恐惧，也并不提倡人们过于恐惧。
那些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非典治愈者，可能此时正在坚强、决然地生活着，他们的心态和身体健康，成为抗击战疫过后，最值得关心的话题，而如何做好非典康复者、亲历者的关心和照顾工作，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困难，仍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参考资料：
①《南方都市报》：“非典”幸存者的17年：也曾莫名其妙愤怒，如今觉得活着就是好
②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22期：SARS痊愈者的生存状态
③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北京民众在SARS疫情中风险认知与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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