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史志㊸访谈启示录｜曾光：“医改目标太小了” 公共卫生改革应与医改平行推进

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公共卫生具体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预防、监控和治疗；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WH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执行主任。

曾光，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受访者供图

没有人会未卜先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是由一场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启的。而这场大流行，距离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结束刚刚过去10年，距离SARS疫情过去则不到20年。

2003年的SARS让国人第一次对“公共卫生”这四个字有了概念，不到20年间，疫情以更加猛烈的姿态卷土重来，抛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入门”之后，公共卫生这门课学得怎么样了？

“这次新冠状肺炎疫情的联防联控就是大公共卫生。这种大公共卫生能纳入医改里去吗？不可能的，因为它不光是公卫生机构的事，也是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医改目标太小了，公共卫生改革应该和医疗改革是平行的，是两翼齐飞，光靠一个翅膀飞不起来，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日前再次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道出了自己公共卫生改革方向的思考。

1月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晚，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曾经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解读疫情暴发初期的发展趋势。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李兰娟、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内，高级别专家组作为国家卫健委派往武汉的第三批专家组，提出了“封城”等关键公共卫生建议并被迅速采纳。曾光说，虽然在武汉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是“当时就已经非常强烈地看出来（疫情的）严重程度”，对于武汉“封城”的建议，“我们没有分歧。”

今年74岁的曾光是第一位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座的公共卫生专家。2003年4月28日，在北京焦灼的SARS疫情中，身为国务院督导组成员，他走进中南海，向决策者们提出了“围堵式的科学防治”。他说，“之前（建议）都是高科技防治，公共卫生的声音很小”，而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还特别提出，“希望有机会单独反映公共卫生存在的困难。”

曾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曾光投身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对策研究，他曾经历过“带着算盘加疫情”的时期，而“那时候美国都已经用计算机了”。他曾经指出，尽管尚未明确使用“公共卫生”这四个字，但是中国的公共卫生雏形早已具备。上世纪60年代，在卫生防疫站时期，“中国率先消灭天花，比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多年，大大提高了期望寿命，在那个时候，公共卫生意识也开始了。”

2000年，国务院体改办等8部门联合颁发《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监督所挂牌，率先进行卫生防病体制的改革。2001年，原卫生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整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等部门，组建成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上，作为应邀出席的唯一一位中国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会上指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公共卫生的“公”字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实质上那是将公有制的卫生防疫站改成“半公有、半集体”单位，“抽掉了公共卫生的灵魂”。同时，大量非专业人员挤进公共卫生队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0余年，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才突然梦醒，但至今负面影响犹存。”

“财神跟着瘟神走，瘟神走了财神就走了。” 曾光这样形容公共卫生的“尴尬”，“SARS以后有一度好转，但是很快就被遗忘了。”新冠肺炎疫情远未消散，曾光再次提出，“医改不能概括公卫生改革”，而公共卫生改革的第一条是“弄清楚什么是公共卫生。”

以下是封面新闻记者与曾光的再次对话：

美国科研机构发布的新冠病毒彩照。来源：生命时报微信

封面新闻：现在疫情本土传播已经基本阻断，现阶段无症状感染者成为防控重点，这部分人群会造成疫情第二次本土传播吗？

曾光：我觉得无症状感染者早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潜伏期还没发病的时候，也是无症状，给防控增加了一些难度，要重视。

但是也要看到，全国疫情从高峰到2月5号出现拐点，一直到现在，“他”（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没有影响到全国基本清零，也就是说，现在的防控措施，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都发生着作用。

无症状感染者传播力应该要弱于明显有症状的。这是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越发热，咳嗽越重，排出的病毒量越大。 只要有很好的监测，一般在一到两代病例中就能发现。现在中国还极少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播三代的。

封面新闻：现在境外的疫情发展相当迅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国家没有利用好中国创造的防疫关键“窗口期”，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曾光：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国家早期探索病例时，经过了一次艰苦的过程，现在诊疗方案都已经第7版了。

他们以前处于非常好的位置，武汉封城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比我们控制难度应该低。韩国、新加坡，为什么控制相对好？因为下手早，跟我们几乎是联动的。他们警觉不够，该准备的事做得太少了，不该做的太多。

封面新闻：2003年SARS期间，您曾经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座，当时您提出了什么建议？

曾光：那次的题目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科学防治。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位主讲人是王恩哥教授和薛澜教授。一般这样的讲座很少有三个主讲人，我这个题目是新加上的，所以时间非常紧。

我的建议是国家要采取以围堵为主的防治策略，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要找到每一个密切接触者，都要隔离，特别疑似病人要单用一个房间。以前“占上风”是高科技防治，比如说发展疫苗，发展抗病毒药物，公共卫生的声音很小。

在这以前，采取围堵式的科学防治，已经做了一些示范，比如我在北京调查之后建议封闭人民医院。当时我是北京SARS指挥部的顾问，带队现场办公，可以直接跟领导提建议，传染病医院战略转移项目，也是我提的。

当时要防止把SARS引到农村去，但是农村监测救治力量都不行，这怎么办？我暂时出主意，动用国家计生委去做监测。这个建议第2天就被中央采纳了。因为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参加这个会了，他听完这个建议，连夜就给中央写请战书了。

讲座结束的时候，我还提了一个建议，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有时间单独反映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封面新闻：您曾经也说过，希望医改未来10年的重点是从公共卫生改起。为什么这么说？

曾光：因为我觉得医改有问题，医改不能概括公共卫生改革。西方国家是有医改经验的，我们很多专家也到世界各地去考察了，外国专家出的都是医改的主意，可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公共卫生，所以医改里的“四梁八柱”，把公共卫生当成一个梁，实际上这个梁是不承重的梁。

公共卫生现在面临很多困难，人才大量流失，疾控系统投资建设、人员编制没有增加，财神跟着瘟神走，瘟神走了财神就走了。我觉得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封面新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凸显了这些问题？

曾光：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就是大公共卫生，这种大公共卫生能纳入医改里去吗？不可能的，因为公共卫生不光是公卫生机构的事，也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各部门的责任。医改目标太小了，所以我提出，公共卫生改革应该和医疗改革是平行的，是两翼齐飞，光靠一个翅膀飞不起来，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封面新闻：您认为公共卫生应该在什么位置？

曾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什么是公共卫生。疾控中心就是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部队”，就跟森林警察一样。森林警察可以长年没事，一来森林大火怎么办？必须是常备不懈。

公共卫生需要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要有志向、有胆略、有知识，懂公共卫生、懂医学，懂法律、懂伦理，外语还得好。公共卫生不只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还要提公共卫生对策建议。比如这次，我们在关键时候提出武汉“封城”，这就是公共卫生对策建议，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如果武汉“封城”要再晚一点，那就更了不得。

封城后的武汉

封面新闻：当时提“封城”，是专家的一致建议吗？没有过分歧？

曾光：没有分歧。因为我是做公共卫生的，管过17年的传染病疫情，非常清楚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在武汉，可能对策建议我说的多一些。

记者会（注）上我也讲了，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我觉得人口流动的重要性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所以在记者会上，我说这不是政府的号召，是专家组的建议。（注：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在北京组织召开高级别专家组记者会。）

封面新闻：当时高级别专家组去武汉调研时，全国报告的确诊病例不到500例，为什么那么急迫地提出武汉一定要“封城”？

曾光：我提出，要借鉴1967年我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前车之鉴”，那是特殊时期红卫兵“大串联”造成的，有300万人感染，最终造成16万人死亡。

我们去武汉的时候，正值春运，如果由于人员大规模流动造成传播，后果会非常严重。从武汉回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我也提了这个意见。

封面新闻：专家们在其他的问题上有过争论吗？

曾光：没有争论。我们在武汉的实际上时间很短，主要是面对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跟他们对话。

封面新闻：是什么时候跟对话的？

曾光：（1月）19号9点到10点，听他们反馈以后，有个对话。第一是搞清楚武汉的真实情况，希望能够得到最新的、最确切的消息，在钟南山的率领下做对话。我提了一些针对武汉的防治对策建议。

封面新闻：当时去医院了吗？

曾光：我觉得我们是蜻蜓点水式的去了三个地方，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还有华南海鲜市场，是在外头转。下午的飞机就要走，你想我们有多少时间？

封面新闻：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看出疫情的严重程度了吗？

曾光：这是肯定的，已经能够非常强烈地看出来。

封面新闻：当时武汉已经出现医务人员感染，是谁告诉专家组的？

曾光：我们问这个事，他们湖北的（官员）说的。当时很强烈的，我们需要搞清的几个事情：疾病发生的人数、传染性怎么样，死亡的情况，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实际上没有调查，主要是跟他们对话，他们也不断获得新的资料。在对话过程中，有新的资料拿进来，我觉得好像有两次。我们当时问的话也非常坦率。

日内瓦当地时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世界大流行。

封面新闻：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态势十分严峻，而且距离甲型H1N1流感流行结束的时间并不算长。大流行是人类的宿命吗？

曾光：只要传染病传播的条件具备，不管什么时候都能造成大流行，不管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不管18世纪，还是21世纪。有的地方有利于传播疫情，比如密闭空间，密切接触等等。

但要警惕的是，大流行以什么方式来？比如说，我们防SARS病原体演变，实际上后来流行的是禽流感，不是SARS。禽流感变异，再来的不是禽流感，而是2009年的甲流，新甲流以后又几次盯着变异，这次出现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所以守株待兔根本不行。

因为自然界怎么变异，人类是不知道的，到底哪个先突破，哪个成熟了，经过多少动物宿主，最后传到人了，才能发现。所以我认为，与其搞预测，不如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是靠谱的。预测什么病什么时候发生，往往是缺乏依据的。

封面新闻：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的疫情在全球加速传播，跟全球化的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给全球化按“暂停键”，您同意吗？

曾光：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离开全球化，很多国家全都生存不了。美国比谁都需要全球化吧？中国离得开吗？欧洲离得开吗？如果说（疫情）是全球化的问题，就等于因噎废食，出现问题了饭都别吃了，这是非常荒谬的。

封面新闻：我们能够从一次次的传染病“大流行”中学到什么？

曾光：我觉得中国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第1场SARS学习游泳，在后半场我们游得非常好；第2场2009年甲流，我们认真真地打了一仗，尽管有人说我们是过度反应，但是我们是按着世界卫生组织部署走的，有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发病就是一条平行线的，叫做“中国平台”，没有流行起来，对于流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是第3场。

参考资料

《曾光：论公共卫生和疾控系统改革》，2019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