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史志㊹访谈启示录｜郭勇：搭建心灵护城河 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

封面新闻记者 滕晗

战疫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在受到各类伤害后一段时间出现的精神障碍的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即因某一次严重的精神创伤性事件致使患者出现异常强烈的精神应激后，创伤的经历反复闯入意识或梦境中，致使患者的心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患者多处于高度的焦虑状态及回避任何能引起此创伤性记忆的场景。

战疫人物志：郭勇

原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学科带头人、医学心理科主任。

郭勇 原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学科带头人、医学心理科主任

从寒冬到初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经存在近三个月。十七年前，同样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非典”）也曾肆虐。

两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威胁人的生理健康甚至夺去其生命的同时，疫情“亲历者”、“幸存者”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医护人员努力将病患拉回“安全地带”相似，心理学工作者也在帮助突如其来“打击”下的不同群体建立起无形的心灵“护城河”。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76期新冠肺炎疫情报告称，中国疫情已经由“遏制阶段”进入到“缓疫阶段”。

“在‘缓疫阶段’时期，大的风暴暂时过去，更要关注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近日，曾在“非典”期间为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救援、17年后再次参加“战疫”的心理学专家郭勇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说到。

郭勇是原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学科带头人、医学心理科主任，从事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已三十余年，曾多次带队参加国家、军队、地方重大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包括抗击“非典”、汶川地震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郭勇参与编写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并对志愿者、咨询师、公安系统、公众等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对一线咨询师进行指导、督导，线上直接向湖北地区公众提供心理帮助。

郭勇参与编写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

这已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郭勇第二次接受封面新闻的采访，此前2月初的采访中，他特别提及关注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如今国内疫情进入“缓疫阶段”，他强调关怀疫情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以下为封面新闻记者对郭勇的访谈记录：

封面新闻：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之间有什么关系？

郭勇：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也曾揭示生理和心理的相互联系，比如“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显然是情绪，属于心理部分，“十年少”是生理部分。两者关系实际上有一些已经从科学上得到证实，比如性格上来说，争强好胜、不服输的人容易出现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反过来，比如心理上保持平和，善于调整情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理的某些疾病。

封面新闻：在疾病的治疗中介入心理干预有什么重要影响？

郭勇：有的人刚被确诊疾病时由于情绪低落，会产生排斥行为，可能不配合治疗，这时需要允许他宣泄情绪，我们提供陪伴和倾听，通过这些给他安全感，然后共情，再去获得支持，一步步往下走，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发现，当患者能调整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时，对治疗效果也就产生正向影响。

注：2003年，郭勇和团队曾在发表的针对“非典”病人的研究论文《SARS病人心理状态与应对方式调查及心理干预》中指出，发病初期79.17%的病人恐惧心理严重，而通过有计划的心理干预和行为指导,病人恐惧心理明显下降，不同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病人心理状况，积极的面对和战胜疾病的信心与有效的心理干预可以缓解病人情绪障碍，对促进康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封面新闻：从“非典”、“新冠”来看，确诊患者的心理表现是怎样的？

郭勇：患者的心理变化大致有4个阶段。第1个阶段为“否认期”，一旦确诊了之后，很难马上相信，可能总在问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弄错了，会有这样的一些否认。接下来一旦认可了这个事之后，有些人就会进入第2个阶段——非常强烈的反应期，这时会产生“我完蛋了、治不好了”等非常大的反应。接着是第3阶段——踟蹰时期，他一方面希望能得到很好的救治，但是同时也在怀疑，实际上可能也治不好。第4个阶段就是恢复期了，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因为疾病产生的负性东西太多，可能会使他走向消沉，有些人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行为，包括自杀来解决，当然另一种走向是也可能有些人通过这个事获得成长，积极应对，更加热爱生活，克服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他更加讲卫生、爱洗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郭勇以《压力管理—面对疫情举重若轻》为主题，做培辅导培训。

封面新闻：之前您提到要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那么请问疫情期间他们的心理状况有什么变化？

郭勇：一线医护人员和普通人一样，面对未知的疫情，也会恐惧，并且也会随着疫情阶段的变化有不同表现，刚开始可能会震惊，情绪表现上是高度紧张，后来随着可以有效救治一些人，并且时间本身也是解决恐惧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会产生适应，起初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应也可以大致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当然比平常工作时可能还是要高一些，但是已经从顶峰上明显降下来，这是规律。

封面新闻：普通公众需要注意哪些心理变化？

郭勇：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都会有恐惧、恐慌、担心等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一部分是认知错误，一部分是未知造成的，那么就会影响行为，比如有的人害怕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甚至出门倒垃圾的次数都在减少。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需要注意把握“度”，适度的话其实是保护自己，但过度就会伤害自己和他人，我们强调的不是不该有反应，而是这个反应其实应该有度。

封面新闻：上述群体面对“非典”和“新冠”的心理反应有没有什么不同？

郭勇：总体来看，“非典”和“新冠”有一致的内容，尤其在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上，都有基本的规律，都是对传染病的一些认识和应对，大部分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都是可以看到、理解、解释的，可以说是人类的“共性反应”。

一名康复隔离人员与工作人员告别。（新华社发）

封面新闻：针对“非典”和“新冠”的心理干预手段，有哪些相似的部分？

郭勇：心理学是一门科学，面对“非典”、“新冠”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有一些理论、方法、技术可以应用，叫做心理危机干预。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参与救援的人，都是我们干预的对象。心理专业人员首先要对这些人群做评估，哪些人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哪些人反应症状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需要商定出目标方案，提供有效的心理帮助，比如陪伴、共情、支持，或者情绪稳定化的技术，我们会按照既定的流程和技术方法去做。

封面新闻：目前，国内疫情进入“缓疫阶段”，心理救援上有没有一些侧重点的调整？

郭勇：大的风暴过去之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些问题，比较常见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即这个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比如三个月、半年后，又会出现一些在“风暴”当时没有显现的症状，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

注：2005年，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师孙燕等人发表在《中国健康教育》期刊上的论文《“非典”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追踪研究》显示，追踪调查114名“非典”患者在事件结束后的PTSD症状发现，3个月后，患者中PTSD的患病率为30.8%。

封面新闻：哪些群体容易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什么表现？

郭勇：任何疫情的亲历者和相关者都有可能产生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比如医护人员，他可能当时遇到一些患者没有被抢救过来的情况，非常痛苦，一段时间后，可能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病人当时的情形，这样的画面会让他非常不舒服，所以就想拼命去掉，但是越想抹掉那些景象就越会出现，这时会非常痛苦，心理学上叫病理性闪回。这些在当年的“非典”、包括汶川地震后都有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会表现在躯体上，比较常见的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可能还会影响心血管或植物神经系统，像出汗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情绪上的体验，让人非常不舒服。

封面新闻：“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般会持续多久？

郭勇：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如果他有很好的意识，去寻求帮助、主动调整，持续时间可能比较短。但是如果没有求助意识，自身的心理能力又不足以帮他摆脱这些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应激障碍），比如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是一个突发事件，有的幸存者可能到现在都能说清楚，这个事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持续到现在。

封面新闻：疫情后，针对治愈患者的心理健康，还有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

郭勇：要特别注意治愈患者疫情后出现“病耻感”，即因为得了这个病，觉得是一种羞辱。然后治愈患者可能会对患病这个事实进行“归因”，有时就会归错，一般人会归因为自己命不好，“非典”时就有人这样，这叫内归因，会产生自责、自我否定，进而可能引起抑郁，还有一种是外归因，就会产生愤怒、仇恨和攻击。

封面新闻：从“非典”到“新冠”的十七年，针对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我们的心理救援工作有哪些进步？

郭勇：进步还是很明显的，第一是更多地意识到心理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多专业团队介入，当时可能也有一些人做了（心理救援），但是他是朴素的思想，可能并不专业；第二是量上的增加，这次的心理救援力量非常强大，而且社会力量的作用明显在增强，“非典”时期的心理援助热线、志愿者，没有现在这么多，而这次，大量志愿者、心理行业协会都迅速推出了心理救援方案，并直接开展救援工作，比如我们在北京也有专门的志愿者，通过电话、音频、视频向全国的患者及家属、救援的医务人员、社区人员、警察等，直接给予心理帮助，当然这也得益于技术的进步；第三个是理念上的进步，“非典”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是心理问题，或者说知道了不好意思去倾述，怕别人说些什么，现在这个情况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了，认为我们应该得到心理帮助，还有一大部分人主动去求助。值得一提，当年“非典”时期其实也做了很多针对公众心理自我调整的宣传手册，但现在可以做成电子版手册，更容易传播，它的影响力就比较大。

封面新闻：目前，不少心理学专家提出建立“国家应急心理服务体系”，您怎么看？

郭勇：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有一个部门，掌握着全面的心理学资源，那么当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时，首先能够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可以调动救援力量，快速地到达现场，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像这样从体制到队伍、到具体的工作流程上，其实有很多有待于发展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心理救援）体系并不清晰，人员归属不同的单位，对突发事件的临时调动可能不是很迅速，所以说从国家部门层面需要有专家团队、志愿者团队，需要有相关预案，然后有效落实到救援行动中。像这次武汉封城，可能一些救援团队就进不去。但其实全国对心理救援的需求量很大，比如这次死亡人数有3000多，一般说1个人死亡会影响20个人，那么就是至少6万人（需要心理援助），假如我们给每个人只做一次咨询，这个量显然湖北当地的（心理救援）力量是达不到的，现在虽然说举全国之力落实（心理救援），但是如何组织和落实，其实不是特别明确清晰，当然也有一些专业的心理救援团队进入湖北，但是在满足量和需求及系统性工作上，其实还有进步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刁利华;李玉玲;尹秋;郭勇. SARS病人心理状态与应对方式调查及心理干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四届学术大会论文汇编》,2003年.

2.孙燕;徐勇;张克让;杨红. “非典”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追踪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