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岁女红军刘文治：带着弟弟走完长征 用一块盐救了女兵排丨寻访最后的女红军

【编者按】

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在中共党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是一个特殊而伟大的群体，她们理想信念坚定，英勇顽强。

长征途中的川籍女红军，共约8000人，占了整个长征女红军的90%以上。

在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封面新闻从四川出发，寻找最后的女红军。

经过史料收集与缜密考证，获悉长征途中的川籍女红军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她们绝大部分都悲壮牺牲或流落失散各地。健在的川籍女红军（截至2020年8月2日），仅有9人。

她们分别是——

刘文治，108岁，四川通江人，现住重庆。（2020年9月28日离世）

张文, 101岁，四川通江人，现住北京。

李鸿翔, 100岁，四川通江人，现住成都。

万曼琳, 94岁， 四川南江人，现住西安。

王少连，100岁，四川巴中人，现住巴中市巴州区鼎山镇蝉村。

赵桂英，104岁，四川苍溪人，现住内江。

王新兰, 96岁， 四川宣汉人，现住北京。

苏力, 93岁， 四川青川人，现住上海。

王全英, 99岁，四川金川人，现住都江堰。

长征途中的川籍女红军这个特殊群体，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特别值得铭记和弘扬。

2020年6月-9月，经不懈努力与多方沟通协调，封面新闻特别报道组先后在成都、都江堰、重庆、内江、北京，分别采访到了其中的5位健在女红军。

今天起，封面新闻将陆续推出她们的故事，敬请关注。

封面新闻记者 陈静 见习记者 刘柯辰  视频记者 陈映竹

【老兵档案】  

 刘文治，女，1912年10月生，四川通江县人。1933年8月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妇女排排长。1952年，刘文治转业至重庆西南纺织局611厂（重棉四厂）工作。

9月29日早上，封面新闻记者获悉，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四川籍女红军刘文治于2020年9月28日下午16点08分，在重庆去世，享年108岁。

2020年7月23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房里，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特别报道组的记者们，见到了今年将满108岁的长征女红军刘文治及其子女。

老人膝下有四个儿女，分别是老大谢家彬、老二谢家银、老三谢家喜、老四谢家荣。家族四世同堂，上下加起来有24人。

谈到母亲的身体情况，三女儿谢家喜叹了口气：“今年六月才度过一次危险期……”尽管老人现在意识不是特别清楚，但当听到别人提起当年参加红军的事时，还是有微弱的反应。

21岁那年，刘文治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在她家人的讲述中，一段峥嵘岁月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

刘文治的孩子们，从小就听着妈妈当年参加革命的故事长大。

1912年10月，刘文治，又名刘文芝、刘文智，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兄弟姐妹5个，她是老大。家庭的艰辛让刘文治从小挑起生活的重担，十几岁的时候就去给人当童养媳，天天干苦活累活。由于经常要上山干活，刘文治没有缠过小脚。直到20岁，刘文治还是一个只会种地打猪草的农家女孩。

1932年，一群穿着军装的陌生人来到刘文治的家乡。“妈妈说，当时村里的人都很害怕，纷纷外出躲避，后来大家才发现，这群军人很友善，不打人骂人，说话很和气。有人告诉她，这群穿军装的陌生人是红军，是来为穷人说话的。”刘文治的三女儿谢家喜说。

1933年8月，刘文治加入了红军。“妈妈当时家里穷，听说红军是来帮助穷人的，就瞒着家人悄悄跑到镇里参军。走之前，母亲把衣服、鞋子和剪下的头发留在家里，都没有带走。”谢家喜说。

1935年1月，刘文治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引敌人北移，随即回师川北，3月底成功强渡嘉陵江并乘胜向西进攻，解放了涪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大片土地。随后，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曲折的长征。

这时担任妇女排排长的刘文治，也离开了家乡通江，开始跟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西行。随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年仅13岁的隔房弟弟。“妈妈的这个弟弟叫刘文学，我们喊小舅舅，后来转业到成都铁路局。小舅舅跟着妈妈走完了长征。就算路上已经走得非常累了，她还是会去生火、 扯野草，做饭给小舅舅吃，一路上都在照顾他。”“小舅舅后来说，如果没有妈妈，他走不完长征。”

一路上，刘文治除了要照顾弟弟，还要想办法带着战友克服长征中的种种艰苦环境。在白雪皑皑的雪山，刘文治将一位叫杨明全的男战友背了过去；在水流湍急的黑水河，刘文治指挥最前面的队员紧紧地拉着马尾巴，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衣服，排成一排一个不落地过了河……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开始北上，刘文治带领一个妇女排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位于四川宝兴县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夹金山。雪山上气候变幻莫测，战士们冻得直打哆嗦。在离山顶不足3里时，与刘文治同属通江洪口镇老乡、比她小7岁的红军女战士张文（原名张熙泽）怎么也走不动了，排长刘文治急忙赶上来把她背的东西抢过去，全部压在自己的肩上，接着又叫来管理科长，两人用胳膊架着张文继续往上爬，终于爬到了山顶。这时山顶上狂风大作，冰雹大雪袭来，排长刘文治又赶紧从另一面下山，她们连滚带爬，终于全部翻过了夹金山。后来张文回忆说：“在夹金山上，如果没有刘文芝（即刘文治）排长和管理科长的帮助，我是肯定爬不到山顶的。我终生对她们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今年7月24日，在北京101岁的老红军张文通过女儿从本报采访组得知她当年的红军老战友刘文治排长还健在时，格外惊喜：“她还活着呀！”张文立即让女儿洪炜向重庆刘文治家寄去了她的回忆录《我的红军之路》一书。

对刘文治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来说，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要数过草地。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一年时间内，红四方面军三次通过草地。

草地自然环境恶劣，缺乏食物，很多红军在过草地途中牺牲。但刘文治凭借一大块盐，成功让排中大部分女战士幸存。

在进草地之前，刘文治路过一座盐山，于是她挖了一大坨盐背在身上。草地上食物奇缺，战士们饿了就扯点野草，放进随身背的脸盆里煮来吃。刘文治深知盐分的重要性，身为排长，她担负起了分盐的重任。“妈妈不敢把盐块分给每个人携带，怕大家控制不住分量很快就把盐吃完。每次吃饭时，哪怕没有野草野菜吃，她都会用小刀往每个人碗里刮点盐，这样大家才有力气走路。”谢家喜讲述道。

这块不起眼的盐块，保住了女战士们的命，刘文治所率领的女兵排，在长征结束后只有两人牺牲。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刘文治随军在甘肃驻扎，在三八五旅继续为军队做军衣、绑腿、炸药包等军需用品。 就在甘肃工作期间，她找到了人生伴侣——和她一起走过长征的战友谢远长，他们俩1937年在甘肃结婚。

提到父母相识的过程，谢家喜说，还有那么点“不打不相识”的味道。“爸爸当时是被服厂的一个领导，带得有警卫员，妈妈是排长，他们同时看中了一个草房子。爸爸的警卫员就跑到房子里，想带人住在里面。妈妈就不同意，说这房子是她们先发现的，要让妇女排的同志住。于是他们就去找领导评理，最后房子还是让给妇女排住了。”

“至于爸爸妈妈是怎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的，他们就没怎么讲过。”不过，在孩子们的记忆中，父母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有时候也要吵架，但是吵完过后很快就和好了。”

谢家喜还记得，对于家务，父母总是有一些分工。“爸爸是北方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就喜欢给我们炸油果子、教我们把馒头做成小鸟的样子。平时做饭就是妈妈做。”

1952年，刘文治和谢远长转业到了重庆西南纺织局611厂（后来叫重棉四厂）工作，直至离休。1989年，谢远长病逝。父亲病逝后，孩子们经常抽空来到母亲身边，陪她聊聊天。

1945年，刘文治随部队到达延安，在此停留了三年。但这不同寻常的三年，却让刘文治对延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2012年，刘文治一百岁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想去延安看看。”原来，在丈夫还在世时，夫妻俩就一直想着重回延安，但一直没实现。

在了解到老人的心愿后，子孙们便开始筹划，他们充分考虑了让百岁老人长途奔波从重庆去延安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风险。刘文治的长孙谢添提议：“大家都请个假，陪婆婆一起去延安，了婆婆一个愿，不然可能没机会了。”在孙子辈们的筹划下，一切准备就绪。全家老小20多个人选择自驾游，陪刘文治去了延安。

得知要去延安之后，老人非常激动，几天几夜没睡着觉，去延安的路上也兴奋得不行。“我们本来还准备了一辆保姆车，方便老人家累了可以躺下休息。结果她一路上根本就没有躺，也不晕车，还说要坐在后座看风景。”谢家喜笑着说。

走到宝塔山，刘文治说，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上山看看黄河。在家人的帮助下，老人到达山顶。看着山下奔涌的黄河水，老人感叹道：“以前河两边的鹅卵石没有了，河道也变窄了。”

一路上，大家边走边玩，走了5天。在延安，刘文治看着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很是激动。谢家喜回忆：“当时妈妈就像检阅部队一样到处指来指去，特别兴奋，边指边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样子，像个小孩子。”

谢家喜说，当初带妈妈去延安这个事情大家也斟酌了很久。“开始也是考虑到很多风险。最后老人家没事，也了了一个心愿，我们做子女的也高兴。”

刘文治的四个儿女，有两个选择了参军。二儿子谢家银1967年参军，在部队待了十几年，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谢家银还记得，自己决定当兵后母亲的叮嘱：“你当兵就好好当，打仗不要怕死，不要当逃兵。”后来，弟弟谢家荣也去参军了，“因为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是当兵的，我也是受到他们影响。”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她儿女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刘文治老人家的善良、耿直、好心态。“妈妈对人一直很好，平时都想着能帮人一下就帮，也不会去为难别人，从来不在背后做小动作。以前在重棉四厂工作时，大家都很喜欢她。”

转业到重棉四厂后，刘文治从一个普通的管理员做起，一级一级做到干部。“后来因为要按级别定工资，妈妈的实际工资跟之前相比有一定下降。她没有丝毫的怨言，说跟着国家政策走，该定什么级就什么级，该降就降。”“可能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生死，她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开，不会因为琐事生气。好心态大概就是妈妈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谢家喜说。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的刘增宪教授，近几年一直关注红军长征的课题。2014年末，他认识了老红军刘文治。在与刘文治接触的过程中，他也受到了刘老精神的鼓舞，他深有感慨地说：“刘文治老红军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最后来到重庆，长期担任基层领导，整个战斗生活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盐块救人等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像刘文治老人一样的老红军，特别能体现那一代人淡泊名利、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长征初始，每个军的供给部，都配有缝纫工3～5人，还有两部缝纫机，为部队解决了一些临时必需的被装制作、修补的问题，为红军长征时的后勤保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红军长征后，被服厂大都解散或缩编了，一部分跟随红军主力转移。长征中，红军实施无后方作战，没有固定的军需生产基地，但部队仍配属有缝工班、排、连的组织，承担一部分军服供应。

各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大都由苏区政府保障军服供应，样式都是仿苏俄红军的八角帽、列宁装，缀红色帽徽和领章。不过当时的农村根据地受条件所限，多靠民众手工制衣，样式、颜色难以完全规范。长征中的红军受到大批敌军围追堵截，主要靠快速行军摆脱险境。当时胶鞋是难得的宝贝，布鞋不耐磨，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两三双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把能穿的东西都披挂在身上御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