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外佣：全球化下劳动妇女的诉求和困境

封面新闻记者 刘付诗晨

3月8日国际妇女节刚过。这个已经延续百年的节日，是女性抗争平权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一群特殊的女性，她们在妇女节努力寻求、争取权益。她们没有包包、也没有口红，只有真实的奋斗和困境。她们是在港的外佣群体。

香港

他乡，亦或是故乡

如果你在某个周日来到香港中环皇后像广场，会发现成群的外佣（大多为菲律宾和印尼籍）在此席地聚会。这已成为港人最熟悉的街景。无法负担城中消费场所的她们在大街小巷闲坐说笑，把普通的假日过成狂欢节。

身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外佣的身份，为她们制造了不少家乡亲友眼中的光鲜泡沫。

这份骄傲来自于菲律宾对外输出菲佣的历史。1974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布442号总统令，正式将菲律宾劳工输往海外。逐渐，在海外工作已成为许多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的主要发展意向，有统计称，菲律宾10%的GDP来自于菲劳汇款。菲佣做出的牺牲，为他们赢得了“国家英雄”的称号。

七十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开始准许外籍劳工来港工作开始，直至2015年，香港有超过35万名外佣，其中菲佣最多。“亲密劳动”的本质使得雇佣关系很容易被忽视，导致雇佣双方很容易有不合理的期待，也容易因为缺乏尊重而终于关系破裂。

有意无意的，社会主流常常会忽视“菲佣”的存在，把他们看作劳动的机械，殊不知，他们也有喜怒哀乐的故事，有对于香港的复杂情感，也有必须面对的欲望与诉求。

而这涵盖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师陈如珍的大部分研究。她从 2000 年开始研究民工，对象多为离开农村在北京当阿姨或是清洁小时工的农村母亲。2011年来港后，外佣一直是陈如珍的研究对象。在与她长谈的三小时里，她试图用最大的诚意，理清在港外佣的生存状态和诉求。

图为29岁菲佣 Xyza Cruz Bacani 摄影作品，她用黑白照片持续记录香港菲佣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自己在香港生活的点滴。 2015 年， Xyza 获得了玛格南基金的人权奖学金，前往纽约大学的 Tisch 学院进行摄影进修。

“这个世界给出的选择就这么多

大家只能在选择中牺牲”

封面新闻：今天很多外佣走上街头，呼吁性别平等，人数众多。所以在香港，雇佣外佣是很平常的情况吗？

陈如珍：以家庭户数和外佣人数来统计的话，香港大概有八分之一的是有外佣的。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数目，因为有些家庭可能有不只有一个外佣。但可以如此概括，在香港，如果有老人或者小孩的中产家庭，基本都会聘请外佣。因为这部分的支出其实不多。

封面新闻：因为聘请外佣的最低工资标准，好像较香港工资水平来说比较低廉。

陈如珍：是的，香港的保姆本地人要一万多，但外佣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有4310元港币。所以对很多香港家庭来说，支付薪水不大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考虑的是住房条件，因为香港政府规定要提供住处给外佣。

封面新闻：实际上雇主开出的薪水呢？在人工劳力昂贵的香港，为什么菲佣的薪酬标准这样低？

陈如珍：绝大多数的外佣都是领最低薪酬标准的，也有超过很多的，领一万多的也有，一般来说西方雇主会给得比较高。维持低薪，是因为外籍劳动力的引进，主要还是个外交政策的一环。和其他劳务力不做比较。薪水的考虑，不是只考虑引进国的薪资水平，也要考虑菲律宾地区的薪资情况。所以这是两边的劳工部门协商下的结果，能维持低薪是这样的原因。

封面新闻：薪酬的差异和什么有关？高薪资的菲佣需要什么专业能力？

陈如珍：跟工作内容、经验有关系。比如说她有十多年的经验，不是新手，她还有前任雇主非常好的介绍信；比如说能照顾三个小孩和一只狗，还要做全部的家务；比如说房子比较大，比如可以独立做一些除了家务之外的工作，比如安排小孩的时程，注意小朋友的营养。

但我觉得和最大的关系还是跟雇主有关系。可是这些都不是绝对性的，还是和雇主有关，有些雇主觉得超过最低薪酬没有道理，有的觉得我负担得起我就多负担一些。

另一方面，有些情况下是雇主本身已经决定了会付多高的薪水，但也有可能付了这么多钱，找到的外佣也并不符合这些标准。

图片来源：菲佣 Xyza Cruz Bacani 摄影作品

封面新闻：所以是雇主和菲佣两边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陈如珍：这个原因是制度，香港整个引进外佣的制度基本上把外佣当成是一个替代性很高的劳动力，其实并不关心她的生活、心理健康、作为香港居民有什么需求，这些基本都是不去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各种规定，比如一份工作结束后，两个星期你没找到下个工作，你就要离开香港。这就是个很大的限制。如果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外佣，可能有很多人想请她，她也会想去挑选一个薪水比较高，或者自己比较喜欢的家庭，可是两方面不见得马上谈得拢。两个星期的时间一到，她只能抓一个现在手边手上有的，那就不见得符合她的理想。

再比如，香港政府就要求菲佣必须和雇主同住。这个同住的要求就是希望有雇主负担菲佣的一切，就是这个人在香港就由你管了。这就不是一个雇佣关系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在政策上就被模糊了。明明是个雇佣关系，要把她变成类亲属关系。比如雇主说，星期天晚上七八点你一定要回来，其实政策的是规定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

封面新闻：这已经有带有权力和从属的关系了。

陈如珍：对。我认为家务工是个很特殊的工种，是一个雇佣关系。但是这个老板和员工必须要住在一起，这个员工要处理。然后家里的一切，她都知道。这样亲密劳动本质上来说，让人很容易忘记这是一个雇佣关系：她是你的员工，可如果投缘的话，你会觉得她是你一个好朋友、远方亲戚，小孩的阿姨。而一旦雇佣的想象转变成为类亲属的想象之后，冲突往往就会出现。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冒犯了员工和雇主的界限。所以在香港，雇主和外佣之间常常会有非常多隐秘的冲突和矛盾。

封面新闻：大多数外佣都曾受到过高等教育，择业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他们最后选择了外佣这份职业。在你的接触里，这是矛盾冲突的一点吗？

封面新闻：这其实有关一个对于高等教育的想象。这点和国内很像，比如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和很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得到的尊重和对自己的规划想象，都是不一样的。外佣笼统的说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应该这样被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一些人而言，可能这是比较低等的工作，但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份值得骄傲的工作，靠自己的能力，能给家人提供比较好的生活，她自己对这个工作的感受，觉得应得到的尊重，和其他人对他们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她如果本来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工作。

还有更多人，他们也明白，香港不尊重这样的工种，但对他们而言香港也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在菲律宾有他们的家人朋友和生活，这是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不会影响另一个世界。

图片来源：菲佣 Xyza Cruz Bacani 摄影作品

封面新闻：大家印象中，菲佣身上更多拥有高级保姆的标签，而其实很早以前，你也同样研究过国内的保姆阿姨，这两者在你看来，实质上的差异大吗？

陈如珍：差异在个体上很多，这是每个群体都存在的。但在我看来，实际上她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小。

就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在媒体印象中，相比于农村保姆，外佣几乎都有中学文凭，其中不少人具备大专学历或者是大专肆业。

但在新闻报导中没有看到的背景是：会离开菲律宾出国帮佣的女性，几乎也都是出身农村，是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她们的父辈多数是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民或是从事粗重工作的底层劳工，在阶级分化严重的菲律宾深受贫穷所苦。受教育，拿文凭以摆脱贫穷是菲律宾人深信不疑的价值。大量出国帮佣的一两代人，碰上了 1970 年代以后的教育商品化。大量的大专与各类技术、进修学校在菲律宾四处设立。虽然品质良莠不齐，但基本上只要申请，能缴得起学杂费，就不难进入大专院校就读。

我曾经以“没有出路的教育”来形容这类教育的本质。因为纵然有大学学历，在学校有限的声誉与持续不振的经济影响下，非传统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基本上也很难找到足以维持一个简单生活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国家鼓励劳工出国打工的政策驱使下，会接二连三的步上外佣之路。

“能说英语，拥有高学历的菲佣”要放进这样的文化和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能降低错误的期待。才会理解我经常说的，大家对菲佣有很多的想象，而这些想象，不是想象菲佣，而是对大家心里不满意的农村保姆的批评。

我从 2000 年开始研究民工。研究的对象多为离开农村在北京当阿姨或是清洁小时工的农村母亲。2011 年开始， 我又探究在港菲律宾籍家务工。多年的研究中我看到，其实农村保姆，菲佣、我自己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多数）都是母亲、都是离乡背井在外地工作的女性、共同的梦想都是要给小孩一个稳定幸福的未来。只是大家对幸福的定义也许不同。这个世界给出的选择就这么多，大家只能在选择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