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应当坚持个体性还是社会性？“歧路之见”带来青年艺术家的同与异 | 谈艺录

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对于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而言，创作是非常私人且个性化的东西，他们极力与当下的社会主流保持距离；而也有一部分艺术家，他们坚持创作必须要和时代以及当下发生关系，否则这就是个人的“自言自语”。这是艺术的“歧路”，也因为这种讨论，带来巨大的艺术张力。

对谈现场

4月19日下午，由成都市美术馆主办的“歧路之见·曾杨x张钊瀛x易承桃·三人联展”正式开幕，开展之前，多位艺术家便围绕“在多元化时代的个体选择”的主题，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多元时代中个体创作的意义”“艺术创作如何面对碎片化的现实”等诸多问题进入了深入的讨论。

策展人田萌率先抛出问题，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度强调个体的时代，艺术创作如何在这样的当下确定个体的创作意义？

青年策展人李国华认为，当下的时代线索纷繁复杂，艺术家的选择也得到了极大丰富，如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词去确定个体，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去讨论哪位艺术家“最厉害”“最伟大”。“但是如今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难题：个人的创作是否和时代真正发生关系？”李国华认为，个人创作即便要强调个体性，但依然应该要反映当下的时代，如果没有和时代产生关联，那这就是“你自己把玩的东西”，和时代无关。而作为艺术创作者，也应当主动回应时代，向社会性靠拢。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的观点则与之略有不同，参观完三位青年艺术家本次的联展后，他看到了三位风格完全不同的艺术家在大时代下的差异性。但最后他提出了更宝贵的建议：创作还应该更个体化一些，剔除一眼可识别的公共性，或许创作会更有特色。何桂彦认为，艺术创作越是私人化个体化，其实也越具有公共性。艺术家有意识地与当下保持距离，正是对公共性的反馈。

李国华则认为我们应当对“越是个人的越是当代的”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再次提到，个体化的质量是有差异的。“比如十年前的张钊瀛和十年后的张钊瀛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十年前的他沉浸在个体的自我中，也许很难给出高质量的创作。除非你这个个体是极有反思精神的。”

交锋式的意见在成都市美术馆对谈现场得到了观众热烈的反馈，大家不断为在场的观点报以掌声。

何桂彦认为，“碎片化”“同质化”等诸多问题需要放在时代的“上下文”中，才能有效解答。“本次参展艺术家中，易承桃出生于1992年，可以说，他的成长时代本身就是碎片化的。”美术史的书写中，艺术家作为个体，一定是从个体的角度把握时代，在与时代、历史的“上下文”交锋中，体现出艺术的张力性。策展人田萌将其总结为：艺术需要一个自己的“假想敌”。

成都市美术馆策展人曹筝琪娜也出席了这次对谈，她借这个问题，联想到了美术馆对青年艺术家主题展览的“碎片性”。“成都市美术馆做了很多系列展览，例如巴蜀先生，以及像何多苓、孟禄丁这样的大师级个展，他们都有一套固定的线索可循，但是对于这个青年艺术家展览的主题，的确就是‘碎片化’的、活态的。”曹筝琪娜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进行“碎片化”的整合，我们现在只需要先做，更系统的书写可以留待未来。

理工的严谨与逻辑如何点燃艺术的创意火花？用光怪陆离的想象如何编造生命、宇宙的艺术命题？如果艺术能穿越、次元可以破壁，艺术史将变成怎样？

“歧路之见”展览由曾杨、张钊瀛、易承桃共同联展，本次展览共展出三位艺术家的42组作品，均为艺术家们近年来的精心创作。其中，近十组作品是专为本次展览量身打造，涵盖了油画、丙烯、工业材料、漆艺等多种艺术媒介，展现了艺术家们的创新精神和才华。

同处一个时代，三位艺术家有着相似的生活与文化经验和处境，他们艺术创作存在着共性，但是他们创作的方法和风格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其个性的体现。为此，展览分为了两大版块“歧路见同”和“歧路又歧”。在“歧路见同”版块中，曾杨、张钊瀛、易承桃的部分作品共置同一展厅空间内，从他们的差异之中见同，这种共性体现在无论他们采取多么不同的材料、元素和方法，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自身文化处境的回应。

曾杨《一马》

张钊瀛《终身学习——白石图谱》

“歧路又歧”版块依据曾杨、张钊瀛、易承桃分别设置了“星际赫兹”、“终身学习”、“比喻”个人单元，呈现其各自在某个阶段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将全面展示他们各自创作的观念、方法和所探讨的问题。

易承桃《看见，2024》

本次展览的主视觉设计也以“歧路”为灵感，将现场打造相互交汇的岔路、隧道等多个展览空间，错综复杂“迷宫”般的观展道路象征着艺术家们基于自身阅历、审美偏好等因素，对艺术的不同见解。展厅内除了丰富的画作与互动装置，还有展览配套的打卡路牌点，配合展览“歧路”的概念，设置了符合3个艺术家的路牌，引领观众进入各个艺术家的个人艺术领域。